阿尔茨海默病（AD）具有非常显著的遗传特征。有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，如果一级亲属中存在AD患者，那么个体患AD风险至少会增加2-4倍。

这种风险是从何而来呢？

近期，麻省总医院科学团队在《JAMA·神经病学》杂志发文，研究者们对4413名无认知症状参与者进行了大规模分析，发现参与者脑内β淀粉样蛋白（Aβ）PET水平升高与其母亲任何时间段的记忆障碍发作存在显著相关性，但仅与父亲的早发性记忆障碍有关。

这个发现或许有助于临床医生更好地预测患者的Aβ负担风险。

本项研究参与者来自著名的AD二级预防研究A4（Anti-Amyloid Treatment in Asymptomatic Alzheimer），共包括4413名认知正常的参与者，中位年龄71.27岁，女性占比59.3%。

将参与者按照父母是否存在记忆障碍病史分成四组，可以发现，双亲均存在记忆障碍的参与者明显更年轻（69.7岁 vs 72.7），且APOE4携带率也高于双亲无病史者（44% vs 26%）。

双亲的记忆障碍与参与者新皮质PET Aβ水平升高显著相关，以标准摄取值比值（SUVR）作为评估标准，双亲无病史者为1.08，单亲有病史为1.10，双亲有病史为1.12。

当研究者将父亲和母亲分开讨论时，有趣的结果出现了。双亲有病史和单母亲有病史的参与者SUVR为1.12，双亲无病史和单父亲有病史的参与者SUVR为1.08。

此外，研究者还分析了记忆障碍发作时间的影响。

结果显示，父亲的早发性记忆障碍（65岁前）与参与者PET Aβ水平升高有关，SUVR为1.19，相对的，无父亲病史者SUVR为1.09。

但母亲病史并不区分早发迟发，都与Aβ升高有关。

这样的观察结果在临床上意味着什么还未可知。母亲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，生物学机制包括DNA、表观遗传组、线粒体基因组等等。

长期的社会因素致使女性更少地接受教育，这会减少大脑储备，可能导致了家族中更多的母亲AD病史；此外，女性寿命较长，也可能增加了女性报告记忆障碍的概率。

无论如何，探究母亲病史与后代AD风险之间的生物学机制是很有必要的，这可能为我们带来新的AD治疗思路。

参考资料：

[1]https://jamanetwork.com/journals/jamaneurology/article-abstract/2820195

[2]https://jamanetwork.com/journals/jamaneurology/article-abstract/2820197

文章来源：奇点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