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言道:知识改变命运。
近年来,也有国内外的研究发现,受教育程度与死亡风险成反比[1,2]。
然而,受教育程度对死亡风险的影响有多大,以及受教育程度究竟是通过哪些因素影响了死亡风险,都值得进一步探讨。
近日,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希领衔的研究团队,在著名医学期刊《英国医学杂志》(BMJ)发表重要研究成果[3],首次评估了四代中国人受教育程度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,以及受教育程度影响全因死亡的因素。
他们基于全球最大队列ChinaHEART,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、50年代、60年代和70年代的1283774名中国人的数据,发现受教育水平较低者的全因死亡风险较高。
具体来说,对于40后而言,与有大学或以上学历的受试者相比,小学及以下学历受试者的全因死亡风险增加40%(HR=1.4);对于50后和70后而言,这一数据为80%(HR=1.8);对于60后而言,这一数据为100%(翻倍,HR=2)。其中,社会经济因素发挥的影响占比为37.5%,行为因素占比为13.9%,代谢因素占比为4.7%。
论文首页截图
在正式介绍这个研究之前,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ChinaHEART队列。
ChinaHEART队列是一项由我国政府资助的公共卫生项目,旨在对中国各地的社区人群进行心血管疾病风险筛查和干预。在2014年11月20日至2021年12月31日之间,研究人员在我国31个省/自治区/直辖市选择了351个县级区域,共筛选了近450余万名年龄在35-75岁的居民[4]。
研究人员从中筛选了1283774名受试者,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6.9岁,767583人(59.8%)为女性,778892人(60.7%)居住在农村地区。在所有参与者中,46.1%的人受教育程度为小学或以下,32.6%的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,14.2%的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,7.0%人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以上。
其中,12.7%是40后,32.9%是50后,33.3%是60后,21.1%是70后。在40后中受过大学或以上教育的占比3.2%,50后为3.3%、60后为6.8%、70后为15.4%。
总体看来,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相比,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发病率较高,坚持足够的闲暇体育锻炼和健康饮食的比例较低。此外,在代谢方面,四代人的收缩压和舒张压均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;血糖、体重指数和腰围在40后中与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,但在70后中呈负相关;总胆固醇在40后中与受教育水平呈负相关,但在70后中呈正相关。
受教育情况
在总共430万人年的随访期间(中位持续时间为3.5年),共有22552人(1.8%)死亡,其中9107人(40.4%)死于心血管疾病。在所有人中,死亡率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下降,单独看四代人也是如此。在对社会经济、行为和代谢因素进行调整后,受教育水平对全因死亡率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,但在总人群和各代人中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。
如前文所述,与受过大学或以上教育的受试者相比,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40后全因死亡HR为1.4,50后HR为1.8,60后HR为2.0,70后HR为1.8。无论是在男性和女性,还是在农村和城市受试者中,都能观察到类似的结果。
受教育程度与全因死亡风险
在对年龄、性别、城市化程度和地理区域进行调整后,所有人群中死亡率的教育相对不平等指数从40后的2.1上升到70后的2.6。在农村地区,调整后的相对不平等指数从40后的1.8上升到70后的3.2;而在城市地区,这一结果从40后的2.4下降到70后的1.6。
至于受教育程度影响全因死亡的方式,总体来看,社会经济、行为和代谢因素的累积中介效应占比为43.5%。具体来说,在40后中的累积中介效应占比为48.5%,在50后中为41.6%,60后中为40.7%,70后中为51.5%。单看男性(43.1%)和女性(45.5%),二者的比例相似。不过,在农村人口三个因素的累积中介效应占比(37.6%)远低于城市人口(50.6%)。
如果把三个因素拆开来看的话,社会经济因素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7.5%,行为因素的中介效应占比为13.9%,代谢因素的中介效应占比为4.7%。健康生活方式行为的中介效应占比从40后的16.2%下降到70后的4.9%;代谢因素的中介效应占比也从40后7.0%下降到70后的0.3%。此外,在可改变的行为或代谢风险因素中,充足的业余闲暇体育活动的中介效应最大,其次是体重指数、健康饮食、收缩压和腰围。
各种因素的中介效应
基于以上研究数据,研究人员认为,虽然中国的教育水平在过去40年间有所提高,但各代人之间死亡率的教育不平等现象却在加剧,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。
他们认为,为了减少教育程度不平等对健康的不利影响,除了改善教育水平较低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之外,还应该改善他们闲暇时间的体育活动和饮食等因素。
参考文献:
[1].Zhou S, Zou G, Chen X, et al.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mortality: results from the Sixth Population Census in China. J Glob Health. 2019;9(2):020604. doi:10.7189/jogh.09.020604
[2].Stringhini S, Carmeli C, Jokela M, et al.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the 25 × 25 risk factors as determinants of premature mortality: a multicohort study and meta-analysis of 1·7 million men and women. Lancet. 2017;389(10075):1229-1237. doi:10.1016/S0140-6736(16)32380-7
[3].Lu J, Wu C, Zhang X, et al. Educational inequalities in mortality and their mediators among generations across four decades: nationwide, population based,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based on the ChinaHEART project. BMJ. 2023. doi:10.1136/bmj-2022-073749
[4].Wang R, Yang Y, Lu J, et al. Cohort Profile: ChinaHEART (Health Evaluation And risk Reduction through nationwide Teamwork) Cohort. Int J Epidemiol. 2023. doi:10.1093/ije/dyad074
文章来源:奇点网